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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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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新江

  

 崔新江,字树轩,醉藤轩斋主,1963年出生,毕业于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美术教育专业。中国传媒大学美术传播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国画家协会理事、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画院画师,东营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东营市画廊联盟副会长,东营市鲁风艺术馆副馆长。
作品题材多为花鸟画,尤擅紫藤,风格灵动、飘逸、洒脱。其作品多次参加国家级及省级展览或获奖,多幅作品被专业团体及美术机构收藏,曾出版《水墨春秋• 崔新江》《中国当代艺术名家精品系列•崔新江》等多部词典。

继承传统精华 融汇时代精神
创作写意花鸟画感悟——树轩

中国花鸟画无论是哪种表现形式,都是以花或鸟作为艺术家抒情言志,再现心灵的载体出现的,艺术家在对生活,社会,大自然的深刻感悟下而进行的艺术再创作,是其艺术家自身心理境界的直接体现,而艺术家心性与气质的优劣,直接影响其作品的艺术品格的高下,故此,在我的艺术实践中,在学习前人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深入大自然,体验社会与人生,感悟时代的精神脉搏,拓展宏观的思维理念,深刻理解人生内在的含义,锤炼自己的心性,是进行艺术创作中重要的内容。
    新的思维会产生新的创作理念,从而体现新的艺术境界,新的创作意识,必会产生新的艺术风格,特别是与现时代紧密相联的思维定式,一定会产生与现时代相符的艺术风格,怎样更好的体现花鸟画的时代特征,其思维境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所谓境界,一幅优秀的花鸟画作品要能牵动观画者的心绪,并将观画者带进到一种新的理想的境界,从而起到“助教化”的功能就必须以时代的需求和审美标准作为艺术作品品评的标准。
       新的时代对艺术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要从抒发个人情怀的小花鸟的微观思维中跳出来,从而进入到一个以抒发全民族精神情感的宏观思维的境界之中,大大提高花鸟画净化人类心灵的艺术功能。
       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在传统的艺术宝库中,前人们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艺术财富,其中很多理论始终贯穿艺术发展的全过程。在谢赫提出的六法论中气韵生动被放在了首要的位置,这足以说明此论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理论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始终作为评判一幅艺术作品好坏的重要标准而贯穿在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表现中,除了时代特征的不同之外,对表现气韵的要求都是一致的。
    一幅艺术作品的好坏,首先要看气韵是否生动,有气则活,无气则死,有韵则动,无韵则滞,现代中国画要体现新时代的气韵生动,以强化境界,突出主题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和艺术理念中气韵是起着根本的主导作用。纵观古今众多的优秀的艺术作品,这种气与韵的有效体现能使作品产生朦胧苍茫变化莫测……之感,从而使观画者有更为深远的想象空间,反之,缺少了气与韵的有效运用,作品也就失去了它的生动和它的艺术魅力。
    一幅优秀的艺术作品除去要继承传统的精华之外,符合适应现代人的视觉审美要求也是其重要的要素,不仅是在构图,造型,点线面这些传统形式的现代运用以及色彩的各种组合在调节着画面的情调外,现代的审美要求,节奏和旋律尤其起着重要的主流作用。观近现代艺术大师的作品无一不体现他们对时代审美要求的追求和与时代相融汇的自身的艺术特色的表现,无一不是在追求,创造能更好的表达自己独特的时代感受的表现形式。
    继承传统必须有法可循,而创造发展则要我有我法,我法何来?法随心性而从于境,所以新的思维方式产生新的绘画风格,新的意识会产生新的表现形式,在符合新的时代要求的前提下,独特的表现特色和全新的创造理念是一个艺术家始终追求的目标。
    作为一个优秀的花鸟画家,不能只做一个一花一鸟的再现者,而是通过这种表现形式,去再现自己对人生,社会,大自然深刻感悟的心灵境界。要用自己的主观精神内涵给予花鸟画一个新的空间与品格。艺术境界产生的基础是画家思想境界。新的时代给花鸟画家提出了新的挑战。锤炼自己的心性,找寻现时代自我心灵的感悟和全民族精神汇集的结合点。从多角度,多侧面,真实而深刻的再现时代所赋予的神圣使命。
    深入生活,感悟大千世界的真情实感,提升修养增强自身的文化底蕴,真诚作人,提高自己的人格品位,拓展视野,宏观思维,视艺术为生命,勤奋进取。

中国古代花鸟画与人物画、山水画,并列为中国绘画的三大画科。它不仅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花卉和禽鸟,还包括畜兽、鱼藻以及树木、竹石、果蔬等等,范围比较广泛。相对于另外两大画科,花鸟画的独立及成熟的时间都是最晚的,但作为一种绘画形式,它的出现却比二者都早。
    早在七千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就发现了柄上外饰有阴线双鸟饰纹的骨匕;尔后在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又出土了一批绘有完整鱼纹、鹳鸟等图案的陶器;到了奴隶社会,以植物、鸟兽为文体的纹饰大量应用于表铜器的装饰上。从殷商时的凤鸟纹、卷龙纹到春秋时期的雁纹,表现手法已从表现神秘感及图腾性质的抽象概括走向写实风格,从而为花鸟画的发展奠定的基础。
    花鸟画成为独立的画科,经历了较漫长的历史积累。以独立形式出现并具有明确主题的花鸟画作品始见于魏晋、南北朝期间,当时一些著名的人物画家也有以花鸟为题材的作品,例如顾恺之的《凫雁水鸟图》、陆探微的《斗鹅图》、陶景真的《孔雀鹦鹉图》,同时还出现了专擅花鸟的画家,例如,南朝宋代顾景秀擅画蝉,时人“叹其巧绝”,后人称“宋大明中,莫敢与竞”,可见技法之高超。虽说这些作品早已失传,但从当时流传下来的人物画及同期的敦煌壁画中可以看出,花鸟的表现技法日趋成熟。唐朝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地促进了花鸟画的发展,使其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科。这个时期的花鸟画主要体现了画家们深入细致的观察能力和旺盛的创造力,尤其以鞍马为主的动物类题材在这一时期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成就,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韩斡的《照夜白图》、《牧马图》,韩混的《五牛图》以及戴嵩的《斗牛图》等,都反映当时的作品在形与神的表现上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同时期的花鸟名家还有擅画鹰鸟的姜皎,擅画蜂蝶蝇蝉的李逖,擅画鹤的薛稷,擅画竹的萧悦,擅画花卉的康萨陀、边鸾、滕昌佑、刁光胤等,其杰作都备受后人称颂。如曹霸的马能达到“一洗万古凡马空”,境界,萧悦的竹能“举世无伦”、“枝活叶动”,薛稷的鹤“画色久欲尽,苍然犹出尘”,边鸾的孔雀“翠彩生动,金羽辉灼”等。
    花鸟画在唐朝的一个重要发展是边鸾创出了“折枝花”法,他摒弃了传统上的全景入画,只撷取自然花草最具美感的部分入画,使画家更能发挥自身创作的主动性。在中晚唐时期,伴随着工细的花鸟画法日益成熟,另一种疏淡简括、描绘田野情趣的也已出现,从吐鲁番唐出土的壁画及纸画上可以看出,简洁疏淡的笔墨所绘制的禽鸟,已具有写意花鸟的雏形。这并存的工与粗、文与野的两种风格,孕育出了五代花鸟画的两大流派。
    在唐人卓有成就的基础上,花鸟画在五代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形成了以南唐徐熙和孟蜀黄筌为代表的,在花鸟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两大流派,即后人所称的“徐”“黄”二体。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徐黄”二体之间的具体差异评论道:“诸黄(黄筌及其子居案、居宝)画花,妙在赋色,用笔极轻细,殆不见墨迹,但以轻色染成,谓之写生。徐熙以墨笔画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所迥出,别有生动之意。”根据史料记载,黄家父子先后都是孟蜀、北宋的宫廷画家,所画的都是皇帝御苑里的珍禽异兽、名花奇石,画风受当时贵族阶层的豪奢之气及审美情趣的影响,形成富贵艳丽、不露笔踪、工致精细的特点。而徐熙为江南布衣,“志节高迈,放达不羁,以高雅自任。”不喜画名花珍禽,而“多状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鸟渊鱼。”并取法当时已趋于成熟的水墨山水画技法之长,以“落墨纵横”的笔意写天然野逸之景,敷以淡彩,使花鸟画也形成色墨相融,浑然一体的效果。两派在画法、题材上的不同,使宋人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的评论,但在当时,由于黄家画风更能迎合宫廷的口味,因而成为北宋院体画的主流,占据花鸟画的统治地位达百年之久。当时因为黄筌认为徐熙的画“粗恶不入格”,而使其无缘进入画院,后直到其孙徐崇嗣,变“落墨”笔法为彩色“没骨法”,画之工丽不下“诸黄”,才得进入画院。虽然如此,徐熙画派仍受到后人的大力推崇,并在影响力上远远超过黄家画派。但正如北宋郭若虚所说的“二者犹春兰秋菊,各接重名”,正因为徐、黄二派的不同风格,才促进了宋代花鸟画的空前繁荣,而且对一千多年来中国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后的历代花鸟画家,虽在技法上各有创新,但莫不源自徐、黄二家。
    宋代是花鸟画大发展的时期。从北宋初始到真宗、英宗时期,花鸟画仍承袭黄家的工笔体制,有名的黄派画家还有夏候延祜、陶裔、李符、李怀等人。黄氏父子之后,工笔花鸟大家当推赵昌,他精于写生,设色技巧极精,不同踪迹,近于黄筌、徐崇嗣富贵丰艳一类,在他同期还出现了擅画獐猿的易元吉,他们二人竞出新意,使北宋绘画开始出现一些新颖的局面。至宋神宗、哲宗时,崇尚工笔、讲究形似的黄家画风渐渐衰败,以崔白为代表的新派花鸟画得到宫廷的承认,他注重写生,不打草稿,以当时较为豪放苍劲的水墨山水画法来画背景,追求简淡冷峭的意境,从而取代了百年一贯的黄家画派。
    在北宋的画坛中,除了宫廷画家和民间职业画家,许多文人学士也开始进行绘画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各成体系,被当时的人称为“士夫画”,即后来的“文人画”。其间以苏轼、文同、黄庭坚、李公麟、米芾等人最为活跃。苏轼是第一个真正从理论上阐述“士夫画”的人,他以评诗之法评画,强调绘画要有诗的意境,即“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主张即性创作,要求达到“得意忘形”、“象外传神”的境界,要与职业画工有所区别。文人画多以简单的水墨挥写梅兰竹菊等物,将花木的自然特征,比之于人的道德情操,常带有寓意,其间以苏轼的枯木与文同的墨竹最为有名。北宋后期的宋徽宗赵佶是花鸟画集大成者,当时的宣和画院在他的倡导下十分兴盛。
 花鸟画以院体为主流,进一步向工笔写实发展,笔法细腻,使工笔花鸟的水平达到了顶峰。 赵佶就是当时的代表人物,他继承了黄筌钩勒填彩,又兼取徐熙、崔白、易元吉之长,兼收并蓄,“妙体众形”,形成自己工整妍丽、精密奇巧的风格。北宋灭亡,一些画院画家逃亡至南宋的都临安,成为南宋画院中的骨干分子,并带来了南宋院体画的繁盛,形成中国古代工笔绘画的最后一个高峰期。这个时期的花鸟基本延续着北宋和画院工细写真的画风,但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花鸟画多以“折枝写生”为主,传世数量虽大,但大幅的卷轴较少,多以扇面、册页等小型作品出现,花鸟名家中只有林椿、要李迪、吴炳等少数人有署名作品;另外当时的一些山水画家如马远、梁楷等,开始以各自的山水笔法写花鸟,形成独特的风格。

    南宋是文人画进一步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图绘宝鉴》中记载了南宋时文人及僧道画家约百人左右,其中专工花鸟、木石、梅竹、兰花、水仙的有七十多人。除赵伯驹等七人为工笔设色外,其余皆用水墨来抒怀写意,讲究诗、书、画的结合,出现了扬无咎、徐禹功、赵孟坚、郑思肖等名家,风格多文秀淡雅,隽永含蓄,与北宋苏轼等的豪放写意有所区别。值得一提的是僧人法常,开创了粗率简功的画法,“随笔点墨”、“不具形似”、“具有高致”,成为写意花鸟的先驱。

    元代取消了五代、两宋的画院制度,加之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使文人墨客趋向于以笔墨寄托情怀,为文人画的兴起提供了条件。这个时期的作品突出诗、书、画三者的结合,强调笔墨用法,在艺术上讲究“自然天趣”,以“素净为贵”。墨笔花鸟画广泛流行,成为元代画坛的标志。虽然当时师法两宋的院体工笔花鸟画尚未中断,但无论是质还是量比起水墨花鸟来说已相形见绌,而许多先写工笔的名家,如钱选、王渊等人,后期也都转向水墨花鸟画。

    元代文人画中以墨 竹、墨梅最为盛行。当时画竹名家之多,作品之盛,在历朝历代都是无与伦比的。其中有被誉为“写竹之圣者”的李衍、创写“晴竹新篁”的管道畀,擅写风竹的顾安,“擅画双钩竹,几成绝响”的张逊,以及柯九思、吴镇、倪瓒、高克恭等名家 。画梅著称的有王冕、邹雷、陈立善等人,都讲究“以神求貌”、“以逸为上”的文人风格。

    进入明代,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渐稳定,文化艺术也日趋发达,出现了一些以地区为中心的名家 与流派。纵观整个明代花鸟画艺术的演变,可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前期从洪武至弘治时期,基本上按两个方面发展,其一为继承元代水墨画法的文人画,多以竹石为题,名家有王绂、夏杲、姚绶等;其二为宫廷 院体画,尤其在宣德年间,画院兴盛一时,主要师从两宋院体,却极少受元代的影响,徐黄二家,各有所承。当时边景昭、吕纪都为工笔花鸟大家,名重一时,但后继乏人同,工笔花鸟颓势自此已不可避免,所以同在画院的林良、范暹独辟路径,追求水墨之趣,从而确立了写意画派的风格。明代中叶以后,“院画”势力日微,纯粹工整艳丽的画风几成绝响,活跃于苏州地区的“吴门画派”开始兴起。其代表人物沈周、文微明、唐寅、仇英又被称为“吴门四家”,皆为绘画全才,山水、人物、花鸟无不精通。其中沈周的花卉技法,师从法常,风格纵逸,意态生动,结合诗文题跋,益臻妙境,影响最大,为明代后期写意花鸟画的进一步发展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而号称“白阳”的陈淳,师从文微明,淡墨欹毫,纵横豪宕,创出清新隽雅的新一派大写意花鸟画。明代后期,徐渭的出现,将大写意花鸟画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与前期的陈淳相为呼应,笔墨更加纵放,大胆创新,“不求形似求神韵,”以不同的风采与杰出成就树立了文人画在花鸟画方面的典范,与陈淳一同被后人称为“青藤白阳”,成为百代宗师。而周之冕的“勾花点叶”技法,孙克弘兼工带写的花卉画法,以及“武林派”蓝瑛、陈洪绶等人奇绝古趣的用笔,使当时的花鸟画呈现百花齐放之态。

    清代是写意花鸟画最为发达的时期,继元、明以来的趋势,画家更加追求笔情墨趣,在风格技巧上争奇斗艳。派系林立,竞争之烈,前所未有。清代的花鸟画是在“正统”与“反正统”两股潮流中,相互竞争,相互补充而向前发展的。前者是以有名的“清初六家”中的恽寿平的“常州派”为代表,他继承和发展了徐崇嗣的没骨法,结合了徐、黄两派的技法,创造出一代新的没骨技法,被誉为“写生正派”,其明丽秀润的特色与宋代的工笔画有着不同的意趣。其后的著名花鸟画家王武、蒋廷锡、邹一桂、沈铨等,均受常州派的影响,但创造性不大,终不能振兴工笔花鸟画自明代以来的颓势。与此相反,写意花鸟却呈现的勃勃生机,名家辈出。江南“四僧”中的原济(石涛)和八大山人(朱耷),师法林良,、陈淳、沈周、徐渭等写意派名家,所作花鸟笔意恣纵,别开生面,尤其朱  在艺术上已达到了“笔简形骸”、“形神毕具”的境界,对以后的“扬州派系”及“海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清代中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从而也出现了新的艺术潮流,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以革新的面貌出现于画坛。郑  、金农、李鲜、黄慎、李方膺等人,寓情于“梅兰竹菊”四君子,充分发挥了写意花鸟画的手法,形成与正统画派格格不入的奇绝之风。另外,此画派名家中,华曲的花鸟画也颇负盛,他的小写意画法清新秀俊而又率意粗宕。加之高凤翰的奔放纵逸,阎贞的沉雄稳健,边寿民的水墨写生等等,都使写意花鸟在这个时期大放异彩。同时起源于清初的指画,在高其佩的发展下也形成了“指画派”,可谓独树一帜。而这个时期的宫廷画除了前面所提的以恽派手法为主的工笔画法之外,由于西方传教士供奉内廷,带来了西洋绘画中的明暗及**法,并与中国传统绘画技法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中西合璧的独特画风,其中以郎世宁、艾启蒙、王致诚等最为有名。

    鸦片战争以后,时代的变化冲击着画家的思想,当时金时学的发展为新的花鸟画表现形式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一批锐意改革、大胆创新的画家,云集上海,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后一个流派——海上画派。赵之谦、虚谷、胡公寿、“四任”、吴昌硕等人,他们以多姿多彩的表现方式,较强的现实意义对现代的中国绘画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其中以任颐和吴昌硕最有代表性。任颐的花鸟画技法多变,工笔与写意熔为一炉,将文人画的优良传统与写意手法及西洋画中的有关技法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格,将绘画艺术从士大夫的专赏,转到平民的共识,敢于走通俗路子,为中国画的发展开拓了新的方向。吴昌硕则吸取了沈周、陈淳、徐渭、朱耷、原济以有“扬州八怪”的精髓,又将他的书法、篆刻、笔刀、体势融入画中,形成雄健烂漫的风格,将文人画的形式美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之后的王震为吴昌硕一派的继承者,也备受时人称赏。此后海派中还有朱屺瞻、江寒汀、张大壮等等名家辈出,海派花鸟画不仅在当时声势夺人,而且对现代整个花鸟画都起到深刻的影响。

    近现代花鸟画是在探索中不断前进和发展的。以齐白石为代表,他有仅吸取海上画派的精髓,而且以丰富的阅历不断挖掘花鸟画的新内容,在水族、草虫、蔬果等方面的作品,都给世人以丰富的生活感受。他也是中国花鸟画从近代走向现代的一个关键人物。至他起,中国花鸟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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